斷簡殘篇

第一部，第二章〈大禁閉〉

文藝復興時代（Renaissance）解放了瘋狂（Madness）的聲音，但控制了它的暴力。在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則以奇異的強力一擊，將它化為沉寂。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生1596.3卒1650.2）在1637年出版《方法論》（Discourse on the Method）時，正走在懷疑的推進道路上，他在夢想與種種謬誤的形式之旁，也曾遇到瘋狂（madness）。但是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生1596.3卒1650.2）在避開瘋狂的危難時所用的方式，不同於他面對夢（dreams）和謬誤（errors）的可能性並繞過它們的方式。感官（senses）雖然會受欺騙，但是再怎麼強大幻象也留下殘餘的真相（residue of truth）。至於夢，奇幻形象只是以簡單事物為元素編排而成的，是有形的自然事物以及它的延伸。瘋狂便有所不同，如果瘋狂的危害不會有礙Descartes沉思的步驟，那是因為這個正在思想中的我，不可能發瘋。

Descartes在1641年的《沉思錄》中提到：

「我怎麼能否認這雙手和這個軀體是我的，除非我把自己和某些理智失常者（insane）相提並論？他們的腦子已經被黑膽汁擾亂和阻塞，以至於雖然很窮，還一直以為自己是國王，身上一絲不掛，還以為自己穿金戴綢，或是想像自己是個罐子，或是自己全身是玻璃做成的」

在此保護思想，不令其陷入瘋狂（madness）的，並不是真相（truth）的永存性質，在這裡重要的不是思想的客體（所思之物），而是思想的主體（這個主體不可能發瘋）。即使是透過思想，我們也不可能假設我們是瘋子，因為瘋狂恰好就是思想之不可能的條件。在懷疑的組織原則中，一方面是瘋狂，另一方面是夢和錯誤（dreams and errors），這對真相和尋求真相的人來說，情境其實不同。夢或幻象帶來的困難，可以由真相特有的結構加以解決；而瘋狂卻是被進行懷疑的主體排除（excluded by the doubting subject），這也像是他以進行懷疑，排除他不思考（he is not thinking）以及他不存在（he does not exist）。

可是先前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生1533.2卒1592.9）在1580年陸續出版《隨筆集》（Essays）之後，就有個特別的結論（decision）：「……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向他保證有任何思想可以不受非理性糾纏（haunted by unreason）。」、「……世間最大的瘋狂，就是把上帝的意志與我們自然之母的力量，降低到我們人類的能力和自滿的尺度。」

【*】這邊有一點難，Foucault提出「Descartes／insane」及「Montaigne／unreason」這兩種差別，除了點出「時代差異」以及「insane／unreason」這組關係，之後的篇章他還會處理「madness／dreams／errors／Montaigne、Descartes兩人指認瘋狂的方式」，在此算是埋個伏筆。

現在Descartes已經確信，瘋狂（madness）不再是他所關注的對象。理性現在躲在它對自身的充分掌握之後，除了犯下錯誤和遭遇幻象，它不會面臨陷阱與危險。瘋狂現在被放置在一個受排除（exclusion）的區域裡面，一直要到黑格爾（G. W. F. Hegel，生1770.8卒1831.11）在1807年出版《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才得到一部分解放。在16世紀，非理性（unreason）構成一種開放性的危害，至少在理論上，威脅了主體性和真相（subjectivity and truth）的關係並造成傷害。Descartes的懷疑似乎見證著17世紀已經驅逐了這項危險，在屬於主體可獲得真相的權利的領域中，瘋狂已被排除出去。有一條界線從此被劃開，在此不久之後，不合理的理性（unreasonable Reason）與合理的非理性（reasoned Unreason），這兩個曾在文藝復興時代（Renaissance）受人熟悉的體驗將不復存。在Montaigne與Descartes的時代間發生了一個事件，這與某種合理性（ratio）來臨有關。這個合理性（ratio）的歷史並不只限於「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進展，它有相當大一部分、更為秘密的部分，是由非理性（Unreason）的運動構成。

現在，我們該展現的，就是古典時期事件（classical event）的另一個面向。

有一個日期可以作為標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生1638.9卒1715.9）在位的1656年4月27日，皇家下令在巴黎設立「收容總署」（the Hôpital Général），把原有的種種機構集中起來，統歸由一個行政單位管理。事情一開始就很清楚，收容總署並非一座醫療設施（medical establishment），它比較像是一個半司法機構（semi-judicial structure）、一個行政管理實體（an administrative），它像是在其他既有權力（pre-existing authorities）和法庭（courts）之旁獨立存在，可以自行決策（deliberate）、審判和執行（judge and pass sentence）。擁有近乎絕對的主權（sovereignty）、不得上訴的裁判權（jurisdiction）、無可阻礙的執行權（execution），收容總署是國王在警政（police）和司法（justice）之間設置的一個奇特權力。它所維繫的是當時在法國的國王和新興布爾喬亞的秩序，它的權力直接維繫在王權身上，並通通交付給城市政府的權威（authority of the civil government）。過去代表教會、靈修界參與救濟政策的王國大施捨團，突然不能干涉這些政策，而收容總署實際的行政和責任卻掌握在特別遴選的經理人手上，這些成員從最好的布爾喬亞階級中遴選出來，他們是真正的管理人，也是王室權力和布爾喬亞財富在悲慘世界裡的代理人。

教會雖然被人相當有意識地和收容總署分離，但是教會有它自己改革醫療體制的步調，將其基金和財物重新分配，甚至還創立了一些主旨和收容總署類似的組織。教會對窮人的援助、收容儀式的古老特權；布爾喬亞對悲慘世界秩序的整頓；慈善的責任和懲戒的意志，這些機構混合了各式各樣的元素，有時還會彼此衝突。不過，我們可以從痲瘋病院（lazar house）找到象徵，它從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以來就空無一人，但到了17世紀卻突然恢復使用。古典時期（the classical age ）發明了監禁（confinement），有一點像中世紀（the Middle Ages）發明了對痲瘋病患的隔離（segregation）。這些患者所留下來的空位，就由歐洲世界的新人物所占據，那就是「受監人」（internees）。

在英國，監禁（confinement）的起源更久遠。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生1533.9卒1603.3）在位的1575年，有條法案規定「懲罰流浪漢與協助窮人」，規定每郡要設立一座懲戒所（house of correction）。到了17世紀初，相關組織進行重組，但是這些感化院（Bridewells）依然效果不彰。相對的，貧民習藝所（workhouse）卻獲得巨大的成功。英國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生1630.5卒1685.2）在位的1670年，頒布了一條法案規定貧民習藝所的地位。1697年，在布里斯托（Bristol）創設了英國第一座貧民習藝所。1792年，吉伯特法案（Gilbert’s Act）給予教區方便以創建新的貧民習藝所，同時也加強了治案法官的權威和管控。為了避免貧民習藝所變成醫院，要求把傳染病患者從中驅逐出去。

【*】中世紀、文藝復興、路德、卡爾文，宗教觀念的改變，略。

宗教改革（Reformation）導致新教國家（Protestant countries）慈善事業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說法。但當國家和城市負擔整體的貧窮和無能人口的同時，它們也在準備一種悲慘（poverty）感性的新形式：悲慘不再述說痛苦中的榮光，不再談論貧窮和慈善之間的共同拯救，它只和人談論它的社會責任，並把悲慘表達為脫序的效果和秩序的障礙。從此，悲慘不再納入屈辱和光榮的辯證中，它現在因為被納入混亂和秩序之間的某種關係，而被禁閉於罪犯之中。雖然天主教思想對此有所抗拒，教會傳統也不太接受，但是不久之後，天主教世界面對悲慘窮困所採用的感知模式，就會和新教世界相同。窮困者不再被教會當成上帝激發基督徒慈善新的工具，不再被當作是上帝提供基督徒行慈善得拯救的機會。然而，把悲慘窮困一分為二的看法，其實和中世紀的看法完全相反，那時候的悲慘是被人整體評價的。

在基督教世界就把悲慘窮困一分為二之後：一邊是善的，持服從態度、符合秩序要求的貧窮；另一邊是惡，是不服從、逃避秩序的貧窮。前者接受監禁，並在其中得到安寧；後者拒絕監禁，因此更需要加以監禁。一方面以行善為名義，一方面以懲罰為名義。監禁（confinement）也就有雙重合法性，既是獎賞（reward）又是處罰（punishment）；在好窮人身上就是援助行動，是安慰人心的善舉，在壞窮人身上它就轉變成鎮壓（repression）。收容總署也是這樣對待瘋狂（madness），根據它表現上的態度，有時用善的方式，有時用鎮壓的方式。總之，所有的受監人（internees）都被放置在倫理評價場域中，在成為憐憫或知識對象之前，他先被當成道德主體（moral subjects）。

在城內開設慈善公署（慈善事業由政府接手）之後，耶穌基督便不再化身為那樣的窮人。此時，悲慘（poverty）正喪失它的神秘意義。如果瘋狂在17世紀非神聖化（secular），那首先是因為悲慘本身的地位衰落，變成只是道德上的存在。一直到18世紀末，有關瘋狂的新感性已經誕生：它不再是宗教的，而是社會的，它的背景將是「治安」（police）問題，關係到城市中的個人秩序。瘋狂在失去過去作為悲慘之權利和榮光之後，它就和貧窮、懶散在一起，現身於國家的內在辯證之中。

【*】這裡說到的17世紀歐洲經濟危機，可以直接對應（不是因果）的是美洲銀礦枯竭，西班牙帝國由盛轉衰，此時的國王是費利佩三世（Felipe III，生1578.4卒1621.3），前任國王Felipe II de España（生1556卒1598）是西班牙帝國最強盛的時代。

監禁（confinement）在17世紀的歐洲大量出現，但它其實是「公共秩序管理」（police）問題，它在古典時期（the classical age）所指是人必須工作，讓工作成為人維生的可能和必要，是一整套措施。17世紀初，經濟開始復甦，人們決定強制吸收尚未在社會中找到工作的失業者。三十年戰爭在1618至1648年爆發，經濟復甦效果隨之消失，行乞和遊蕩的問題再度出現。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生1638.9卒1715.9）在位的1656年4月27日，皇家下令在巴黎設立「收容總署」（the Hôpital Général），這個機構從一開始的任務就是阻止「行乞（beggars）和遊手好閒（idleness）成為一切秩序混亂的起源」。這是第一次以監禁（confinement）取代了純負面的驅逐（exclusion）。失業者不再被驅逐或處罰，而是國家負擔他的生計，不過他卻要付出被剝奪個人自由的代價。1656年詔令的目標是沒有錢財和失去社會聯繫的人口，是曾經被人遺棄後來又因為經濟的新發展而被動員起來的群體。這是對17世紀西方整體經濟危機的回應，最不受體系牽制的英國也要解決同樣的問題。英國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生1600.11卒1649.1）在1630年設置了一個負責監督有關窮人法律是否嚴格執行的委員會，委員會明白建議起訴乞丐（beggars）、流浪漢（vagabonds）、遊手好閒（idleness）、不願為合理報酬工作者，必須依法處法，送入矯正懲戒所（houses of correction）。18世紀中葉，經濟危機又再次來臨，每當經濟危機發生，窮人數目上升時，監禁（confinement）就會再度恢復一開始的經濟功能。然而在經濟危機時期之外，監禁除了鎮壓功能還給予受監人（internees）工作，他們才能有助公共繁榮；充分就業且高薪時期提供廉價勞工，失業大增時期可以吸收無所事事的人群，避免動盪和暴亂。英國最早的懲戒所開張之時，正值經濟大蕭條；巴黎收容總署創設目的是壓抑行乞，但很快就發現工作能濟貧又能挽救失業，還能刺激製造業發展。因此，古典時代對監禁的利用方式，是輪流地在人力市場和生產價格兩方面發揮作用。

古典時代的監禁（confinement）其實不太能滿足人們的經濟期待，因為受監人一旦被收容在強制工作場，鄰近地區地類似行業反而會失業。在干預價格方面，其實無法造成多大效用，因為一旦計算監禁本身的成本與這些生產出來的產品價格，價格和真實成本根本不成比例。然而，這個失敗卻是個重要經驗，在當時構成某種工作方面的倫理意識（ethical consciousness）；重要的不是工作帶來的生產能力，其中的力量來自道德啟發（moral enchantment）。因為經濟和道德層面不可分離，監禁的必要性就由某一種工作體驗提出。在古典時代，工作和遊手好閒（idleness）畫出了一道分界線，收容所以嚴格方式接替了痲瘋病院的位置，成為罪惡縈繞的新場所，也成為道德世界的新場域，過去的流放儀式在生產和商業的世界重新上演。瘋子（mad）被「關」（locked up）不必等到17世紀，但是一直要到這個時代，人們才開始「監禁」（confined）他們，並把瘋人和一大群人混在一起，因為人們認為他們有相似性（have something in common）。雖然瘋人作為遊蕩人群的一員，從一開始也得遵從規定，被強迫工作，但很快地瘋人不花力氣就顯得與眾不同，他們無法工作也無法追隨團體生活的節奏；18世紀發現，必須為精神錯亂者（lives of the insane）設立一套特別的制度。勞動的神聖力量劃出了「他異的世界」，而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瘋狂，是因為它闖過了布爾喬亞劃出的界線，使得它自己成為資產者倫理神聖界線的異鄉人（alien）。

監禁（confinement）和工作之間的關係也非完全隨經濟條件變化，背後支持和推動這層關係的是道德性的感知（moral perception），以英國的一份報告為例，裡面精確地說明「貧窮並不源於食物缺乏或是失業，而是源於紀律鬆懈（relaxation of discipline）和道德衰敗（corruption of moral）」。法國1656年詔令也是一樣，收容總署不只像一個強迫勞動坊，更像一個道德機構，負責懲罰、矯正某種道德缺陷（void of conscience），改善道德和練習道德約束。道德就像商業和經濟一樣，也可以運用行政體系加以管理，可以用政令建立統治，可以建立一個權威機關，確保美德受人尊重，證明秩序和美德可以完美配合。不論是對天主教或是新教國家，監禁在它的專制模式下，代表一則社會幸福的神話。古典時代的監禁乃是「治安」（police）密度最大的象徵。治安被構想為宗教的俗世對等物，目的在建立理想的城邦，這樣的看法就反映在德拉瑪爾（Nicolas Delamare，生1639.6卒1723.8）在1707年開始出版的《治安論》（traité de la police）之中。

監禁（confinement）是在17世紀特別創造的體制。在非理性（unreason）的歷史中，它形成一個決定性的事件：在這時候瘋狂（madness）是在貧窮、無能工作、無法融入群體的這些社會層面上被人感知，瘋狂被融入公共秩序的問題中，人們對貧窮賦予的新意義、工作義務的重要性、相關的所有倫理價值，大大地決定人們對瘋狂的體驗，並使其意義轉向。在過去不久之前，瘋狂還在光天化日下自我辯論，那就是《李爾王》和《唐吉訶德》；但是現在，瘋狂被強迫脫離想像中的自由，而這樣的自由卻能在文藝復興時代的天空下不斷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