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簡殘篇

第一部，第四章〈瘋狂的體驗〉

自從法國的收容總署（the Hôpital Général）創立以來，自從一些最初的懲戒所（house of correction）在德國和英國開設以來，一直到18世紀末為止，古典時代（the classical age）實施著監禁（confinement）。它監禁了［第三章提到的］濫花錢的一家之主（dissolute fathers）、浪蕩的敗家子（prodigal sons）、放肆無度者（debauched）、瀆神者（blasphemers）、自殺者（suicides）、自由放蕩者（libertines）、［以及第二章提到的乞丐（beggars）、流浪漢（vagabonds）、遊手好閒（idleness）］。通過如此的集結和這些奇特的共同性，它描繪出對非理性（unreason）特有的體驗的輪廓。但是除了這些人，還有一大群瘋狂（madness）人口，涉及無理智者（insane）、心神喪失者（demented）、心智錯亂者（alienated）、極端狂昧之徒（driven quite mad）。在他們和其他受監人（internees）之間，沒有任何記號可以說明其間的差異。在整個古典時期只存有同一種監禁（confinement），在所有措施背後都隱藏一個同質的經驗。有一個字眼標示著這個經驗，它是最常在監禁名冊上遭遇的字眼之一：「Frenzy」（fureur；狂怒），這是法律（law）和醫學（medicine）上的術語，它所指的卻是一個更大及更小的集合；它意味著所有無法以罪行來嚴格定義的暴力形態，在司法上也無法對它加以說明；它所針對的乃是一個混亂的、未分化的領域（在行為上和情感上、道德上和心智上的混亂）。以某人是「狂暴之徒」（frenzied）為理由加以監禁，不必說明它到底是生病還是犯罪，這就是古典理性（classical reason）在它的非理性（unreason）體驗裡，對本身賜予的權力之一。

某些瘋子（mad）確實具有特別的地位，巴黎有一家救護院專門治療失去理性（lost their reason）的窮人，在倫敦的伯利恆院專門治療月亮瘋（lunatics）。在某些醫院裡確實有一些提供給瘋子的專屬病房，而且享有準醫療（quasi-medical）地位，但大多數的瘋子卻還在收容所裡，過得和懲戒犯（correctional existence）差不多。

在大部分的收容總署中，無理智者（insane）都是毫無區別地和其他受監人混在一起，惟有那些騷動得最厲害的，才會被關在專門為他們保留的單人房裡；狂暴者（frenzied）被置入隔離區（cells），安靜的、或是無可救藥的精神錯亂者（quiet or incurable mad），則和貧民（poor）及窮人（indigent）混在一起。

在收容總署的各機構中，這些被特別監禁的瘋子並不是因為瘋狂就可以被視為病人，事實上，除了規定的例行巡視之外，院中毫無醫療可言，這使得收容總署的情況接近任何監獄。如果收容總署設有醫生，那並不是因為意識到他們關了病人，而是害怕被關進來的人生病，著名的「勞熱病」（Gaol fever）令人感到害怕，甚至有在審判期間傳染給法官，或是在獲釋後傳染給家人的例子。監禁最初的努力並非是為了瘋狂的各種病態面向而成立醫院，而是把精神錯亂者（insane）等同其他懲戒犯（prisoners）。監禁的目的是懲罰（punishment），如果它設有期限，那也不是為了受監人的痊癒（cure），而是要他最終改過向善（repentance）。

把各種瘋狂體驗（experiences of madness）拉近，並依據他們的相似性（common factors）來組合，我們會發覺瘋狂在17和18世紀，主要是兩種體驗的並列。［A］某些機構收容瘋人的條件在於，理論上他們仍有被治癒（curable）的可能，這個把瘋狂當成疾病（sickness）看待的體驗，範圍雖然很小，但不能輕易否定。［B］其他機構則是為了擺脫或矯正（correcting）他們，這隸屬監禁（confinement）、懲罰（punishment）、懲戒（correction）的領域。

【*】過去人們錯誤的推測，類似第三章開頭。但在此的對象不是第三章提到的「社會適應不良份子」（asocial），而是醫護措施、醫學，略。

但是我們絕不能這麼說，認為這些醫護措施是著眼病人的利益，才會在當時就設立。更不能說，這些措施已經在預告19世紀將會授予精神病患者（mental patients）適合的對待。事情其實更為複雜。瘋狂在歷史現實之中，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刻裡，使具有實證風格（style of positivity）的精神錯亂的知識（knowledge of alienation）成為可能，並且把瘋狂劃定為心智疾病（mental illness），但是從源頭開始秘密推動它的，卻不是來自監禁的知識。

重點只在於，應該把歷史時段及其承續的「進步」（progress）觀點分離，並且重塑「體驗史」（）的運動方式。這個運動一點也不依循知識的目的論（teleology of knowledge）或學識的自我演化（orthogenesis of learning），這個體驗和其他體驗相比，既非進步也非退步。

瘋子早在接受實證主義（postitivism）給它的醫學地位（medical status）之前很久，就已經有個性上的密度（personal density）。阿拉伯世界似乎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建立了專治瘋人的醫院，這也影響了歐洲。在中世紀（the Middle Age），瘋人存在日常生活，也常見於社會，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代（Renaissance），它以另一種方式被人認識，以某種方式組成新的統一體：把瘋人圈在一個範圍之中，隔離（isolated）於世界之外，不給予醫學上的地位。到了17世紀，開始用比較不清楚的方式分辨瘋狂，它消散在有關非理性（unreason）的一般理解之中，退化成一種更粗糙的知覺方式，一致化的觀點。

而且在同一時代，可以在醫院的病房裡見到瘋人（mad），又可以見到他和囚犯（prisons）混在一起，那是因為在整個古典時期，救護院中的瘋人代表的是以前的狀態，也就是在中世紀末期到早期文藝復興，瘋人即使沒有醫學地位也被認出是瘋人，孤立且突出。相反地，在收容總署（Hôpital Général）、貧民習藝所（workhouses）、懲戒所（Zuchthäuser）中的瘋人，則是指向某種和古典時代具有嚴格同代性的非理性體驗（experince of unreason）。但是晚近的救護院不斷地向監禁所靠過去，被後者同化到甚至無法與它分辨的地步。這個體驗把瘋狂（madness）包裹在一個新的體驗之中，而我們的實證主義（postitivism）相信能在其中認出瘋狂的全部本性。

我們必須對瘋子（mad）的入院治療（hospitalization）和其監禁（confinement）的共存現象有警覺心。在社會知覺和理解瘋狂的共時意識（synchronic consciousness）中，同樣可以見到既是斷裂又是平衡的二元性。

教會法（canon law）和羅馬法（Roman law）一致認為瘋狂的決定權與醫生的診斷相關，所有與精神錯亂（insanity）有關的判決都會包含醫學意識。柴齊亞斯（Zacchias，生1584卒1659）在1624至1650年間撰寫的《法醫學問題》（Quaestiones medico-legales）就認為，只有醫生才能判斷一個人是否發瘋，以及發瘋之後還剩下多少能力。但是這在150年後的19世紀卻開始構成問題［這個變化稍後再提］。

對柴齊亞斯（Zacchias）而言，法學家可以從人的話語、行動上判斷他是否發瘋，醫生（physician）的經驗中有一整套症候體系（a whole system of signals）可以運用，只有醫生才能發現真相不可置疑的標記。醫生的判斷具有決定權，也只有他才能從瘋人區分出正常人（a sane from madman）、從行為免責的人區分出罪犯（a criminal from a man no longer responsible for his actions）。然而，監禁實踐（practice of confinement）完全依照另一種方式來構成，它完全不受醫生判斷管轄，它從屬另種意識。瘋人的監禁法律原則一開始情況比較複雜，嚴格看文獻紀錄，醫生的鑑定是必要的，但是在法律背後的實際狀況又是另一回事。在英國，下令監禁的是治安官；在法國，監禁有時會由法院判決辦理，但是法官要求醫生鑑定的情況十分罕見。到了17世紀末，情況變得簡單一些，在法國1667年3月設立警察總長，許多監禁來自他的要求。在1692年之後，最常見的程序是王室逮捕令（lettre de cachet），此令可由家人或周圍人士向國王申請，同意後由部長簽字頒布。在此，有能力決定並孤立出瘋狂的，比較不是醫療科學（medical science），而是一種對醜聞的意識敏感（a consciousness susceptible to scandal）。

在之後的1784年，布勒特依（Breteuil）開始對王室逮捕令的使用加以限制，使該令不久後就成為過時的措施。為了防止家庭申訴書和王室命令的濫權，他堅持在情況允許下，監禁（confinement）的實施不該先於司法程序對案主「禁治產／除權」（interdiction），這個禁治產（interdiction）過程並不包含任何醫學鑑定。

在瘋狂的法律理論（juridical theory of madness）和鎮壓的社會實踐（repressive social practive）之間：前者把人當成法律主體的體驗，分析的是形式和義務，可以靠醫療科學（medical science）的幫助來分辨（discern）幾種瘋狂的界限和形式；相對地，後者把人當成社會性的存有，把瘋狂放在道德上，靠所有鄰近它的來了瞭解它，幾乎是治安實踐（police practice），用粗略方式理解瘋狂，使用各式各樣的監禁（confinment）也是為了鎮壓目的（repressive purposes）。

在17世紀法學的陳述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某些精神病理學的細膩區別（subtle distinction of psychopathology）。比如說柴齊亞斯（Zacchias，生1584卒1659）在「痴呆」（fatuitas／imbecility）的古老範疇裡，就做出不同層次的區別：傻子（fools／sots）可以作證、立遺囑、結婚，但不能成為教會人員，也不能負責職務；痴呆（proper／fatui）不能負任何責任，他的心智在理性階段之下，像是小於七歲的兒童；愚鈍（stupid／stolidi）就像石頭一樣，他們無權做任何法律行動，除了立遺囑之外。受到權利概念的壓力，又有必要精確地劃定法律人格，對精神錯亂（alienation）的分析就不斷地細緻化。這已經預示了艾斯基洛（Dominique Esquirol，生1772卒1840）的分類，而且已經接近「認知缺乏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cognitive deficiency）。

【*】舉例的兩個醫生證明略嫌瑣碎，意義於下段，故略。

【*】justice 在法文是雙關語，譯成英文是：權利（droit）、法律（law）。因此，凡是Foucault的作品翻譯出現法律或司法，要注意可能指權利（droit）

【*】權利right、droit；類似自由 freedom、liberty。前者自然的，後者法的

如果我們把柴齊亞斯（Zacchias）的分析和監禁措施中通用的概念，也就是和（極少數）伴隨監禁令的醫生證明相比，就會發現很大的差別。我們會發現前者在法律體系中的分析，一點也沒有進入這些證明的判斷中，這些醫療細節（medical elaboration），端賴它運作在法律脈絡（context of the law）之中，或是一部分的監禁的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 of confinement）。醫學好像有兩種運用、兩種精密：一種觸及法律主體（subject of the law）的心智機能（mental faculties），並為某種心理學做準備，它混合了各種官能的哲學分析、立約和守約的法律分析；另一種權衡社會行為（measures social behaviour），並為某種二元病理學做準備，它以正常和異常（normal and abnormal）、健康和病態（healthy and sick）為決定項，以「好監禁」（good for confinment）簡單地把人分為兩個不可化約的範疇。

在18世紀，人們持續努力想在古老的「法律主體」（subject of the law）概念，和當代的社會人體驗之間做出調適，以法律主體的禁治產（interdiction of the juridical subject）來整理社會人的監禁。到了19世紀的實證醫學（positivist medicine）時代，被當成對象的精神病（mental illness），其實是個被建構的統一體，既是「無法律能力的主體」也是公認的「團體秩序破壞者」，意味著精神錯亂（alienated）同時被當成無能力（incapable）和瘋人（mad）。19世紀（到現代也很可能是如此）的心理病理學所標定的研究和措施，是以自然人（homo natura）為基準，是以一個未受過任何疾病體驗的正常人為準。事實上，這個正常人（homo natura）是被創造出來的，他的定位不是在自然空間之中，而是在一個把社會人（socius）等同於法律主體（subject of the law）。瘋子（madman）不是因為有一個疾病把他排向規範的邊緣才被當成瘋子，而是我們的文化把他安放在一個接合點上，使兩者能在此相會：「監禁的社會命令」、「辨識權利主體能力的法律知識」。

在瘋狂感性的種種面向中，醫療意識（medical consciousness）並不是不存在，但它「並非獨立自主」（not autonomous）。它被定位在某些醫院實踐（hospital practices）的形式之中，也在精神錯亂（alienation）的法律考驗之中，但它遠遠不能成為這種分析的本質。在整個古典時代（classical age），對瘋狂的體驗以兩種不同非理性（unreason），兩種不同的精神錯亂（alienation），它們展現在：［A］由法律（judicial）認定的無責任（irresponsiblility）、無能力（incapacity），由禁治產命令（decree of interdiction）和疾病定義（definition of his disease），使瘋狂落在他人的權力底下。另一個［B］圍繞著社會人（social being），同時由醜聞意識（consciousness of scandal）和監禁實踐（practice of confinement）劃定，瘋狂被指認為他者（the Other）、異鄉人（the Outsider）、受排斥者（the Exclud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