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簡殘篇

第一部，第三章〈懲戒與矯正〉

在監禁所牆內，我們不只能找到貧窮（poverty）和瘋狂（madness），還可以發現其他樣態更為繁複的面孔。有一個常見的論調受到20世紀初期的一群歷史學家支持：監禁（confinement）的意義，是允許社會群體消除對他們而言是異質的和有害的成員，也就是把監禁視為「社會適應不良份子」（asocial）的自動消除。事實上，這樣的分析預設瘋狂的全套心理配置是永遠不變的，只是人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終於找出其中的真相。這裡的假設是一種直接演化的模式：認為社會經驗轉變為科學知識，群體意識在暗中進展，直到成為實證科學，而社會經驗作為一種模糊近似的知識，已在朝向完美的道路上邁進。

【*】Foucault當然不贊成這個論調

然而，我們不能確定，瘋狂是真的在不變的一致性當中等待精神醫學完成；也不能確定監禁（confinement）的對象就是瘋狂；也不能確定古典時代以後，現代社會重新使用隔離（segregation）這個很古老手勢（gesture），目的是要除去那些「社會適應不良份子」（asocial）。事實很可能是，這個人物之所以出現，是由於「隔離」（segregation）這個手勢本身。這樣的人物，只是由許多排拒圖示（superimposed grids of exclusion）重疊而成的產物。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監禁的手勢就是異化（alienation）的創造者。這段放逐（proscribed）的歷史，就是某種異化程序的考古學。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這個手勢是以怎樣的方式完成？這些人們又是從那些不同的地平線上出發？當古典時代之人開始對最熟悉的側影喪失熟悉感，他究竟經歷怎樣的體驗？

在歐洲的所有土地上，大禁閉（the Great Confinement）已經完成。那些群體和瘋子關在一起作伴好似一家人，然而病人受到監禁、瘋子和罪犯混在一起，這個狀況要在未來才會令人震驚。我們該詢問的不是我們的知識，而是去質問這個體驗本身，看看它在過去如何陳述自我。監禁（confinement）不僅扮演負面的排除者（exclusion）角色，它還扮演了正面的組織者（organising）角色，其中的實踐和規則，構成了一個具有整體性、一致性和功能性的體驗場域。要建立這些親近關係，就要重組倫理世界，要在善與惡、接受和譴責之間劃出新的分界。某些體驗曾在16世紀被接受或拒絕，到了17世紀將它們重新處理、組合，使他們在流亡之中與瘋狂比鄰而居，形成非理性（Unreason）的一體化世界。其中包含：（A）性慾和布爾喬亞家庭組織的關係、（B）褻瀆神聖和新宗教儀式及神聖概念間的關係、（C）放蕩無羈（libertinage）也就是自由思想和激情的體系之間正在建立的新關係。這三個體驗領域和瘋狂一起，在監禁空間之中形成一個同質的世界。

在法國，監禁（confinement）一開始施行的最初幾個月，性病患者（venereal）由收容總署（the Hôpital Général）全權管理，男性被送到比塞特院，女性被送到硝石庫院；如果沒有相關證明，根本無法進去「大邪惡」（grand mal）區。收容總署辦公室在1679年決定：「所有性病患者，只有在受過懲戒之後，才會受到接納。」在這個時候才制定整套儀式：在同一淨化（purify）意圖中，把鞭笞、傳統醫療、悔罪儀式放在一起。這套儀式也只針對出於混亂或放縱而患上性病的男女，而非針對那些因為結婚或其他原因染病的人。有了這些區別，最初的懲罰也實施之後，性病患者就被收容總署接納。在這之後，除了末期患者任由他們死去之外，每個病患都要接受「大療法」（Grand Remedies）；這項治療法（therapeutic）顯示一個驚人的想像世界，通過醫學（medicine）和道德（morality）之間的合作關係，這些淨化身心的實踐才得到完整的意義。醫學感知受到倫理直覺的引領，認為我們的肉體受原罪奴役，所以不僅要懲罰肉體，還要鍛鍊它、傷害它，因為健康太容易把我們的身體轉變成犯罪的機會。性病患者們的「治療」（treatment）就屬這類，這樣的醫學著眼於身體（body），卻以肉體（flesh）為代價，這對我們瞭解19世紀對待瘋狂的某些不合時代療法，是個重要觀念。

［從1656年成立收容總署以來］在150年期間，一直延續到18世紀，性病患者（venereal）就在同一個封閉空間裡，和無理智者（insane）擦肩而居。對瘋狂（madness）的懲罰和對放蕩無羈者（debauchery）的懲罰之間有親屬關係，這並不是歐洲意識裡古老的遺跡，而是到現代世界的開端才被確定。［因為與性病者的懲罰相似］瘋狂開始與原罪（sin）為鄰，也許就在這個時候，非理性（unreason）和罪惡感（guilt）之間開始締結長達數世紀的親屬關係。17世紀開始的幽暗聯姻，直到後來的「實證精神病學」（positive psychiatry）也沒法破除它，允許懲罰（punishment）和治療（remedies）之間的混淆，允許把兩種手勢一致化處理的，正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如此，鎮壓（repression）就獲得雙重的效能：治療身體（cures the body）和淨化靈魂（purifies the soul）。監禁（confinement）使得全套的道德療法（moral treatments）或癒療懲戒（therapeutic punishments）成為可能。在19世紀最早出現的療養院（asylums），就是以這種道德治療作為主要活動。醫學（medicine）和道德（morality）之間具有密切關係，這一主題當然與古希臘醫學一樣古老。但是，當17世紀和基督教理性把這些關係加入它們的體制內時，卻不是以希臘色彩的方式，而是：鎮壓（repression）、拘禁（constraint）、救贖靈魂的義務（obligation to redeem one’s soul）。

【*】雞姦、同性戀、性慾和布爾喬亞家庭組織的關係

1726年3月24日，法國公布了一項判決，被告經證實犯下起訴書所提的雞姦罪（sodomy）。為了懲罰此罪，加上被告的其他罪名，判處他在巴黎市政府前廣場火焚而死，骨灰拋灑空中，財產沒收由王室所有。這是法國因雞姦［併其他罪名］處死的最後案例之一，多數的案例不是流放外省，就是關入收容總署或拘留所，不過當時的人已經對這刑罰過度嚴厲感到相當憤怒。對雞姦產生寬容態度有特殊意義，就是社會開始對它進行道德譴責，把它當成醜聞。在當時的社會言論和文學中，同性戀（homosexuality）也在那個時候開始被當成醜聞（scandal）。在過去，譴責雞姦、魔法、異端（heresy）的理由是褻瀆宗教（religious profanity）。但是在雞姦與同性戀都被視為醜聞之後，同性戀才是主要受譴責的對象，雞姦只是外加的行為問題。過去一直保持分離的兩種體驗，現在被混在一起。

在柏拉圖文化（Platonic culture），不論它在歷史的哪個片段，都把愛情當作一種崇高激越的現象，依照不同的層次分類。無論是愛情與身體或與靈魂在陶醉之中，非理性（Unreason）仍受知識控制。愛情和瘋狂，以不同的形式被歸類在神秘哲學（gnosis）的各種研究領域。可是從古典主義（classicism）開始定出了不同的選項，如果不是理性（reasoned）之愛，就只有非理性（unreason）之愛，同性戀則屬於後者。在任何時代中，而且很可能在任何文化中，性欲（sexuality）都被人整合在某種約束體系之中。但是以古典主義特徵來判斷，年代其實相當晚近，這才非常嚴格地以理性和非理性來劃分性欲。在此不久後，對這種劃分的推廣或說墮落，性欲又被劃分成健康和病態（healthy or sick）、正常和不正常（normal or abnormal）。

在性欲（sexuality）的類別之中，我們還應該加上與賣淫（prostitution）和放蕩（debauchery）相關的事物。法國收容總署的基本成員便是由這裡吸收的。巴黎警察總長有絕對的權力，可以不經法定程序逮捕所有犯下公開放蕩行為的人。這些措施的條件是：醜聞（scandal）是公開行為，或者家庭的利益可能為此受害；重點是保護祖產（family inheritances）不受濫用敗壞，或是防止祖產被交到不合格者手上。莫洛（Jacob-Nicolas Moreau，生1717.12卒1803.6）在1775年的《司法論》（Discours sur la justice）裡就明說：「一個家庭看到家中一位可恥人物正在成長，隨時可以讓家族蒙羞。為了不讓它身敗名裂，家庭可以依它本身的判斷，通知司法人士。家庭的考慮，是君主應該倚重的意見。」《人間喜劇》的91部小說作者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生1799.5卒1850.8）在1836年創作的《禁治産》（L'Interdiction）仍可看到這現象，故事中的戴斯帕侯爵夫人將要求司法將她丈夫判為禁治產人，因為她發現一樁婚外情的跡象，可能損害她的財產。在另外一份監禁書［Foucault沒紀錄年代］中也有這樣的描述：「［案主］全無好事、不事生產、沉溺放蕩、交友不慎，是未來家中之恥，他威脅了家中未出嫁姊妹的榮譽。」

我們可以看到：放蕩（debauchery）、揮霍無度（prodigality）、不被允許的關係（inadmissible liaisons）、可恥的結合（shameful marriages），這些都是監禁（confinement）最常見的理由，這不完全是司法或宗教的鎮壓權力（power of repression），是直接隸屬國王的權力。監禁和所有圍繞它的治安制度（police structure）目的就在控制家庭結構的秩序，要求並獲得監禁體制的，就是家庭；家庭對所有不符合它規範或利益的事物，都當作非理性（unreason）加以排除。到了18世紀末，在布勒特伊（Breteuil）部長任內，這項原則才受到反對。到了19世紀，個人和家庭之間的衝突將成為私事，而且會被當成心理問題看待。可是在監禁體制期間裡，這個問題被當成公共秩序（poblic order）事件，整個城市都對家庭結構的健全有興趣。古典時代禁閉所有表現「性自由」（secual freedom）的人物，不管他們是染上性病、同性戀、放蕩、浪子。過去時代的道德即使譴責他們，也不會把他們和無理智者（insanity）或進或遠地扯在一起。古典時代進行了一個奇特的道德革命，把一些成久以來彼此距離非常遙遠的體驗，都歸屬在非理性這個共同的名稱下。事實上，我們關於瘋狂（madness）的科學和醫學知識，其中隱含的基礎，就是在古典時期先見力的一項有關非理性的倫理體驗。

【*】褻瀆宗教、巫術、失序混亂、心神錯亂、自殺

監禁（confinement）的習俗也暴露出另一個類屬：各式各樣的瀆神者（profanation）。長久以來，話語在其使用和濫用上，曾和宗教禁忌有重大牽連，一直到16世紀中葉為止，語言和行為上的暴力仍要遭到宗教古老的刑罰：鐵頸圈、示眾柱、灼鐵燒唇、割舌、火焚。宗教改革和宗教鬥爭無疑使得辱罵宗教變得相對化；褻瀆的界線也不再是絕對的。直到18世紀末，監禁所裡也常見「辱教者」（blasphemers）和其他宗教褻瀆行為者。辱罵神聖的行為並未消失，而是意義不同，現在它是一個和失序混亂相關的問題，這些狂言亂語是心智上的錯亂和心靈上的不虔敬。瘋狂（madness）和不虔誠（impiety）在此的差異難以察覺，但實務上都可以成為監禁的理由。這是個有點分化不清的區域，由不虔誠（impiety）、無信仰（irreligion）、理智和情感混亂（disorders of the mind and heart）共同管轄，這個處在神聖事物和病態之間的領域，由古典非理性（unreason）支配。

和辱神與褻瀆相似，自殺（suicide）一直被當成犯罪和冒犯神聖。但是也與前兩者還有性犯罪類似，開始接受一整套外於司法的處理方式，自殺不再被當作褻瀆神聖的行為。自殺的企圖本身已經表明心靈混亂，必須用拘禁（constraint）削弱，這同時是處罰，又是預防新企圖的手段。在自殺者身上，18世紀第一次運用了「柳條牢籠」（wicker cages），這在未來實證主義時代將會把它當作治療手段。自殺，也就從褻瀆被同化到非理性（unreason）的中性領域，鎮壓（repression）被用來制裁自殺。西方文化在過去三個世紀的演變，特點之一就是建立了一項人的科學，而且是奠基在把過去曾被認為是神聖的事物加以道德化的過程。

對巫術也是類似，17世紀的立法嚴苛未曾稍減，一切迷信儀式都要受到示範性的懲罰，收容總署和監禁所有大批涉及巫術（witchcraft）、魔法（magic）、占卜（divination）的人群，有時還有煉金術者（alchemy）。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生1638.9卒1715.9）在1682年的詔令更提到：「任何人涉及占卜就要永遠離開王國。」詔令的立法者實際上在反對自稱占卜家、魔術師、巫師的人，他這麼解釋：「以占星和占卜為藉口，藉所謂魔術操作幻象的手段，使各種不同的無知者或輕信者感到驚愕，而在不知不覺中加入他們。」這時候的魔法不再是褻瀆神聖，而是欺騙人類，它的力量只是幻覺。它有可能是真實罪惡的工具，但它卻不再是犯罪行為或瀆神行為，如此它就不再與神聖力量相關，只是帶有惡意。人們不再根據它褻瀆神聖的能力審判它，而是根據它屬於非理性（unreason）的部分。我們會傾向相信，魔法動作和褻瀆行為被看作病理問題，是由文化停止承認其效力開始的。它被當作病態是先經過一個過度階段，利用將其信仰罪惡化的方式解除魔法的效力。在這一整段過渡期間，魔法不再是世界體系中的一項成功技術，但它也還不是個體心理行為中針對失敗的想像補償。魔法、褻瀆、辱教的所有古老儀式以及那些不再有效的話語，過去它們是在「效力」的領域得到意義，現在它們進入一個「幻覺」的領域，在其中它們變得喪失理性，因此也就應該受到譴責；這便是非理性的領域。

【*】ˋ由思想、放蕩無羈、激情與本性

在路易十四在位的最後幾年中，弗阿克（Bonaventure Forcroy）的作品曾引發一些騷動，他不僅寫了一本書反對基督教奇蹟說，還有許多驚人的自由言論。在他的作品中，人們可以解讀出別的東西：不道德（immorality）和錯誤之間的某種聯繫。但是他並未被焚，也沒被關到巴士底監獄，而是被送到聖拉撒院關了6年，目的是要他在嚴格的道德規範中重新尋回真理之路。教士們證明他表現得「相當順從，而且已經願意前來領聖體了」，這時人們就把他放了。在過去，這些被視為無信仰（unbelief）或涉入異端（heresy）的事情，到了17世紀的下半葉，人們就發現了新的關係，無信仰只是生活放肆（licentious lifestyle）的一個後果。在弗阿克的案例中，思想上的放蕩只是由道德生活上的自由衍生而來。面對無神論者或不信教者，人們更懼怕的比較是他們感情上的脆弱與生活中的道德混亂，這都更甚於無信仰的力量。監禁（confinement）對他們的功能，在於進行道德重整（moral reform），使他們能更忠誠於真理；在受監人（inmates）身上嚴格實施必要的道德規範，使悟性（the light of truth）不可避免地降臨到他身上。

在17世紀初，自由思想（libertinage）並不只是一個剛萌芽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它同時也是面對存於理性本身內部的非理性（unreason）時的一種不安感覺。一直到18世紀末為止，自由思想或說思想放蕩只有在兩種彼此陌生的形式中續存：一方面是理性將自己夠造成理性主義（rationalism），在此，所有的非理性（unreason）都將成為不合理性（irrational）；另一方面是感情的非理性（unreason of the heart），它使所有理性論述都臣服在它不合理的邏輯（unreasonable logic）之下。現在，放蕩無羈（libertinage）已經滑移到非理性這一邊，放蕩無羈在當時所指的是「一種奴隸狀態，理性在其中變成欲望的奴隸和感情的侍女。一切都和理性的奴化相關，它對肉體、金錢、熱情俯首稱臣。」在18世紀，自由放蕩就是在感情的非理性中使用被異化的理性（the use of reason alienated in the unreason of the heart）。薩德（Marquis de Sade，生1740卒1814）是18世紀中，第一位嘗試為放蕩塑造一個邏輯一致理論的人。

就是在這種道德的指涉中，出現了一個重大的瘋狂（madness）主題：瘋狂不是依循它的奇思幻念自由前行，而是依循著感情、激情，乃至人性所約束的路線前進。長久以來，［A］無理智者（senselessness）身上帶著非人（inhuman）的標誌，而我們現在所發現的［B］非理性（unreason）卻過度地接近人，過渡地忠實於本性決定，好像是人遭到遺棄，只剩下它自己。它會在暗地裡演變成19世紀演化論所認識的樣貌，也就是作為人的真相（truth），但著重的是人的感情、欲望，是人最粗糙和最不受壓抑的本性。而我們不該忘記，這個可能性的最初意義來自於對放蕩道德譴責，也來自某種思想上的自由，首次被人當作精神錯亂（alienation of mid）的模範和首度體驗。

【*】小結

監禁體制是在一個奇特的表層上運作，這群雜七雜八的人，突然在17世紀下半葉時，被拋到一條分界線的另一邊，並被監禁（confinment）在收容總署。監禁除了它的「治安」（police）個性之外，並沒有體制上的統一性，像是將道德界線加以移動，緩和刑罰或是降低醜聞的門限，這些程序所根據的不是法律，也不是科學，而是感知（perception）層面上的一致性。監禁和其動態的實踐，就是古典時代所感知到的非理性（unreason）。然而，因為監禁這個手勢，非理性得到了解脫，在過去只能感覺，而不能知覺它的存在，它脫離了過去無處不在的世界，但它也因此被局部化了，並被圈定為一種具體的臨在（concrete presence）。現在因為有足夠的距離，它也就成為可被知覺的對象。非理性之人乃是社會承認和孤立出來的一些典型：有放肆無度者（debauched）、揮霍者（dissolute）、同性戀者（homosexuals）、魔法師（magicians）、自殺者（suicides）、自由放蕩者（libertines）。非理性和社會規範之間的差距，開始成為衡量非理性的尺度。

但是這些體驗的原因並不是監禁（confinment），而是異化（alienation）：把非理性（unreason）從它自己得真理中撕裂出來，並將它關入社會世界的唯一空間，非理性首先使自身異化（alienated），再使自身遭到放逐和置入沉默。通過它，非理性是被圈圍起來，像是密閉在一種準客觀性（quasi-objectvity）之中，非理性只有先被社會開除教籍（excommunication；指排拒），才能在其中成為知識對象。有一個地下網絡被建立起來，某些親屬關係被建立起來了，一個幾乎同質的場域就這樣被劃定出來，並且將被貼上非理性的標籤；也就是「適合監禁」（fit for confinement）。

在倫理世界中，產生一個前所未見的劃分，一項危機也就此展開，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無法和解的衝突，將重疊到善惡之間的爭鬥形象上。於是倫理世界的整個一半落入非理性的領域，為非理性的領域帶來大量的具體內容：色情、褻瀆、儀式和魔法。

如果順著歷史的脈絡本身去看，我們便了解到這毋寧是體驗場域（field of experience）轉變的問題。在文藝復興時代（Renaissance），瘋狂（madness）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體驗，以至於它可以同時是無智慧（non-wisdom）、世界失序（disorder of the world）、末日威脅（eschatological threat）、疾病（illness）。之後人們建構了一個既是放逐（exile）又是挑選（predilection）的領域，某些行為離開日常經驗的土地，也只是為了被整合到非理性場域之中。也就是從這裡，它們才漸漸地滑入疾病的屬地。於是在基底上，為我們對心智疾病的「科學知識」（scientific knowledge）作基礎的就是這項體驗。藉著距離化、非神聖化，非理性最後達到了一種具有中立性（neutrality）的外貌。但是這樣的中立性之所以成立，乃是通過一開頭就存在的譴責主張，它是受損的中立性。

【*】後段為重述和預告，非理性存在、焦慮體驗、華耶爾-可拉爾，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