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簡殘篇

Foucault在《古典時代瘋狂史》的二版序言中提到「化身」（double）這個譬喻，這是Foucault很喜歡的雙關語技巧。

1972年，《古典時代瘋狂史》二版自序：

我得為這本已經老舊的書寫篇新序。老實說，我厭惡這麼幹。因為我最後一定是白忙一場：我必定會想要找些理由，去為此書的原狀辯護，並且，還會在能力可及範圍內，設法把它編排到當前的脈絡裡去。辦得到也罷，辦不到也罷，做得巧妙也罷，不巧妙也罷，都不可能誠實。更要緊的是，這樣作，並不符合一個寫書的人，對一本書應該持有的保留態度。一本書產生了，這是個微小的事件，一個任人隨意把玩的小玩意兒。從那時起，它便進入反覆（repetition）的無盡遊戲之中；圍繞著它的四周，在遠離它的地方，它的化身們（doubles）開始群集擠動；每次閱讀，都為它暫時提供一個既不可捉摸，卻又獨一無二的軀殼；它本身的一些片段，被人們抽出來強調、炫示，到處流傳著，這些片段甚至會被認為可以幾近概括其全體。到了後來，有時它還會往這些片段中，找到棲身之所；註釋將它一拆為二（dedoublent），它終究得在這些異質的論述之中顯現自身，招認它曾經拒絕明說之事，擺脫它曾經高聲偽裝的存在。一本書在另一個時空中的再版，也是這些化身中的一員：既不全為假像，亦非完全等同。

寫書的人會受到強大的誘惑，想為這一大群閃爍的擬像立下法則、規定形態、填充一致、下定標誌，以便給與它們某種穩定價值。「我便是作者：請看清楚我的面孔或我的側影；所有在我的名義下流通的重複形像（figures redoubless），都要和它相像；遠離它便一文不值；而且，以形像和原本之間的肖似程度，您才能判斷它們的價值。我便是所有這些化身的名義、律法、靈魂、秘密、天平。」序言的寫作便是如此，它是建立作者王權體制的第一文書、專制暴政的宣言：我的意圖應該是你們的箴言，你們要使你們的閱讀、分析、批評，屈從於我的意願。請明瞭我的謙虛：當我談及我行為的界線時，我想限制的，其實是你們的自由；而且，如果我宣稱力不從心，那是因為我不想給你們留下特權，用一個和我的書相近，卻是更美好的想像書本來反駁它。對我所說過的話，我便是君主。我對它們保有最高的主權：對於我的意圖，對於我所說的話，我具有主宰其意義的權利。

我希望，一本書，至少對寫它的人而言，只是構成它的所有句子；我希望它不要自我分裂，以序言構成第一個自我擬像，並宣稱要為未來所有可能由它出發而形構的事物，立下法則。我希望，這個身處眾物之間，幾乎難以察覺的事件——物（objet-evenement），被人更抄、斷碎、反覆、模擬、分裂，終至消失。使得生產它的人，永遠不能提出主權要求：既無權設立其發言意圖，亦無權訴說其應然。簡言之，我希望，一本書不要以文本（texte）的身份出現，那是教學法或批評爛熟的化約對象；我要它瀟脫大方，以論述（discours）的樣貌出現：同時既是戰鬥亦是武器，既是戰略亦是撞擊，既是鬥爭亦是戰利品或傷口，既是時局不是遺跡，既是不規則的遇合亦是可重複的場景。

這就是為什麼，當人們要我為這本書的再版寫篇新序時，我只能作出下面的回答：取消舊序。這樣才是誠實的作為。既不要為這本舊書尋求理由，也不要意圖把它編排於今日脈絡之中；它所置身其中的事件系列，也就是它真正的律則，還未封閉。至於創新之處，不要假裝可以在它身上發現，好像它是個秘密保留區，好像它是早先為人錯過的財富：它若有新意，只有來自人們對它的論談，只有來自將它捲入其中的事件。

　——不過，您剛寫了篇序呢。

　——至少它是短的。

————————————————————————二版自序結束

林志明也以「化身」展開他對Foucault的導讀：

1. 首先，我們得先闡明的基本問題是：版本（完整本、刪節本、附錄、前言的策略變化）、翻譯（以及誤讀），也就是這本書和它的種種化身之間的關係。

2. 這篇博士論文的孕育與生前的變化過程，又是如何經營才演變成最後的樣貌。

3. 對於先前和同時得幾分文本進行考古學分析：這些是先前於它和它同時的化身。

4. 第一版序言和它的雙重計畫。

5. Foucault的兩個最基本，也運用最廣泛的操作：分裂（dédoublement）、重合（redoublement）。這是《古典時代瘋狂史》全書概念骨架賦予形式的基本操作。

【下面林志明的 6. 7. 8. 三點本文暫不節錄，以節篇幅】

6. 瘋狂（Madness）、邪惡（Mal）、化身（double）之間的概念糾結。

7. Foucault的修辭和行文風格問題。

8. 最後，我們想要提出一本可以為Foucault所謂瘋狂的「沉默」的考古學作注腳的書本片段，邀請讀者以它作為後瘋狂史的沉思對象。

1~4. 一本書和它的化身

Foucault早期巨作《古典時代瘋狂史》的法文打字原稿接近千頁，內容提旨豐富龐大，各種層次互相穿梭。刪節本《瘋癲與文明》不但頁數少了一半以上，而且還少了許多註釋和參考書目及附加的史料匯集。到了1990年，英國學者和譯者Colin Gordon發表一篇引起大論戰的文章，他認為除了翻譯中罕見的細節錯誤導致的扭曲之外，許多Foucault的批評者雖然引用了法文完整版（古典時代瘋狂史）但是他們對該書的理解已經先受刪節本（瘋顛與文明）的制約，產生許多和原書意旨相反的誤解，多出許多沒有根據的批評。這挑起的論戰使人們也針對該書的史實精確性、主旨重點、解讀方式的合法性、翻譯困難、修辭風格、論述進程、概念曖昧與否等，都被拿出來討論。

《瘋狂史》的版本狀況：

Foucault在1960年完成國家博士論文手稿

一、第一版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瘋狂與非理性：古典時代瘋狂史》）, Ed. Librairie Plon, 1961.

二、節縮版 Histoire de la folie（《瘋狂史》）於 1964 年出版（Union generale d"edition, coll. 10/18），這是 Richard Howard 英譯本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New York: Pantheon, 1965）

三、第二版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古典時代瘋狂史》）,Gallimard, 1972, （coll. Bibliotheque des histoires）

四、現通行版本題名為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古典時代瘋狂史》）, Gallimard, TEL系列（1976 年進入此一普及版系列）。

《古典時代瘋狂史》的成書過程

Foucault在《瘋狂史》的第一版謝詞中向法國神話宗教史家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致謝。由瑞典開始寫作，在波蘭重修，最後序言完成於德國，《瘋狂史》主要是在法國之外完成。幾個相關的年代如下：

1955 年秋，Foucault前往瑞典烏普沙拉（Uppsala，位於斯德歌爾摩北方七十公里的大學城），擔任當地大學的法國文學講師及法國文化中心主任。

1956 年，法國圓桌出版社（La table ronde）向Foucault提出一本有關精神醫療簡史的寫作計劃。

1957 年，Foucault決定在瑞典提出博士論文。手稿的題目為精神醫療史，但實際已成為瘋狂史。Foucault希望烏普沙拉理念史和科學史教授林德羅斯（Stirn Lindroth）擔任其指導，但在提出部份手稿後遭到拒絕。

1957 年，Foucault過去的哲學老師，黑格爾專家喜波里提（Jean Hyppolite）（他同時也是《精神現象學》的譯者），在讀過手稿後，建議Foucault將它改寫成法國式的博士論文，並向鞏居廉（Canguilhem）提出指導要求。

1958 年 10 月，Foucault前往華沙，仍為外交部擔任類似職位，同時進行論文的修改潤飾工作。

1958 年聖誕節期間，將完成的手稿送給鞏居廉審閱，對方回答：「不必作任何修改，這是一篇博士論文。」

1959 年 10 月，Foucault前往漢堡擔任法國中心主任。

1960 年，博柯進行副論文《康德人類學之生成與結構》（Genese et Structure de l"Anthropologie de Kant）之寫作，並翻譯康德（Immanuel Kant）的《實用人類學》（Anthropologie du point de vue pragmatique）。由喜波里提擔任論文指導。

1960 年 l0 月，Foucault在得到法國中部克萊蒙-菲宏（Clermont-Ferrand）大學的心理學講師（maitre de conferences）教職後，回到巴黎定居。

1961 年 5 月，在手稿遭到伽里瑪（Gallimard）出版社拒絕後，由曾經出版李維斯陀作品的普隆書店（Plon）以《瘋狂與非理性：古典時代瘋狂史》為題出版。5 月 20 日在索邦大學答辯通過（依當時舊制，國家博士論文必須先出版才能答辯）。Foucault獲得的是文學博士學位（doctorat es lettres）。

《瘋狂史》的寫作主要是在瑞典的三年之中進行，對於《瘋狂史》的形成，Foucault可以在烏普沙拉利用Carolina Rediviva圖書館中的醫學史收藏，具有關鍵地位。Foucault的傳記作者艾里彭（Didier Eribon）如此形容這個收藏：

在 1950 年，一位藏書家艾里克．華勒醫生（Dr. Erik Waller）將他歷年收集的收藏捐了出來。這些文件的年代由 16 世紀一直延伸到 20 世紀初。全部共有二萬一千件，包括：書信、手稿、珍本書、魔術書……其中最重要的是這位業餘愛好者所收集而成的醫學史系列。幾乎所有 1800 年以前的重要出版及之後的大部份出版，都被納入其中。1955 年，這份「華勒收藏」（bibliotheca Walleriana）的目錄編輯出版。我們可以說這是時機恰好。

另一方面，Foucault原來的書寫構想來自一家法國出版社的出書計劃，而且它可能經過一番轉折，才成為目前的博士論文形式。Foucault對《瘋狂史》計劃的最早自我說明是寫給賈克琳．維多（Jacqueline Verdeaux，她曾和Foucault合譯《夢與存在》，並為Foucault和圓桌出版社牽線）的信，日期為 12 月 29 日，年代推定為1956 年：

為什麼不由側面來談這個題目呢？——談由希臘思想所開啟的空間中的瘋狂和非理性。為什麼不談談那擁有古老護牆的歐洲呢？……更特別地說，也就是去談非理性體驗在《瘋狂頌》和《精神現象學》（非理性頌）之間所產生的滑移——談西方在它的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的結尾之處，如何遭遇它們自身的極限，而且這是以一種曖昧的戲劇性誇張（pathos）形式出現的，因為它同時既是其中的悲愴（pathetique）元素，又是病理學（pathologie）的誕生之處。由伊拉斯謨斯到佛洛伊德，由人文主義到人類學，瘋狂曾經觸及吾人世界的根柢：有必要去衡量的，便是這一段差距，但是有什麼樣的尺規可以運用呢？您將會失望：您所期待的是希臘悲劇，以及由馬克白的煮水壺中所冒出的幾道魔煙。但您又能要求什麼呢，既然這方面似乎並不存在任何前人作品，我便得多處理細節，以免少說笨話。這三百年是我們的瘋狂的生成過程，這樣已經不錯了。

由這封信看來，《瘋狂史》似乎一開始只是一個哲學性的意念史計劃：「由希臘思想開啟的空間」，以及由伊拉斯謨斯到黑格爾或者到佛洛伊德、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極限、瘋狂在悲愴性和病理學之中既相對又相關的表現，簡言之，瘋狂和非理性這個雙重主題的大線索已經浮現。在八個月以後，Foucault對《瘋狂史》的自我解釋，其著重點又有所不同。這封信是Foucault在受到林德羅斯教授拒絕指導時，向這位教授所寫的自我辯護，日期為 1957 年 8 月 10 日：

您的信讓我意識到此一研究的缺陷，有很大的助益，我就此對您表示感謝。首先，我必須和您說明的是，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便是向您交待得不夠清楚，呈給您並不是「書的片段」，而只是一份草稿，一份我本來無論如何便計劃修改的初稿。我很樂意接受您的說法：文筆風格真是令人無法忍受（我的缺點是無法自動自發地表達清楚）。當然，我會把所有我無法控制的「過度雕琢」的表達方式都去掉。雖然風格上有問題，我還是把這份嘗試呈給您看，目的是想要聽您有關資訊品質和主導性意念的意見，因為我十分重視您的意見。最後這一點顯然是困難所在。在這裡也一樣，我又犯了未把計劃界定清楚的錯誤，我的計劃並不是要去寫一份精神醫療科學的發展史。而是要寫出這個科學是在什麼樣的社會、道德、和意像脈絡之中發展的歷史。因為我覺得，一直到 19 世紀，甚至今天也可能還是一樣，有關瘋狂的客觀知識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以科學類比觀點，對非理性的某些（道德的、社會的）體驗所提出的說法。這是為什麼我處理問題的方式會是如此地不夠客觀、不夠科學、和不夠歷史化。但也許這個企圖是荒謬的，而且註定失敗。最後，我的第三個大錯誤是先準備有關醫學理論的篇章，然而有關「體制」的領域卻還未清楚，而它卻可以幫助我在其它領域表達清楚。既然您好意應允，我會呈給您我在假期中針對體制所作的研究……這個領域的界定容易得多，而且可以說明初期精神醫療的社會條件……

在此長篇地引用了這封信，因為它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大致確定Foucault研究計劃轉向的時間和原因之外，也明白地凸顯出這本書的風格特點和它甚至在剛生成之時便遭到的抵抗或排斥。最後一點說明也有助於瞭解為何Foucault要把「體制」方面的研究放在理論分析之前——這本書的基本骨架在此時已經建立了。

簡而言之，《瘋狂史》所呈現的是：在古典時代中，瘋狂的實踐性事實（faits de pratiques）和再現性事實（faits de representation）之間存有的是一個互不溝通、互不認識卻又相互平行、對應的關係；而且，Foucault所提出的古典非理性基本圖式（scheme）（非理性即理性之對立、理性之負面、理性藉其排除而自我確立），也就是在這種關係中，才能展開它的全部意義：它既是一個貫穿全體文化現象的綜合理解線索，甚至也是一個解釋性的圖式——瘋人對待和瘋狂認識之間的分裂平行關係，它的來源便是這個基本圖式。

Foucault後來承認它是來自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的影響，這其實也是瑞典三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Foucault開始和杜梅齊爾熟識。當Foucault在《瘋狂史》出書後，和法國《世界報》進行訪談時，曾經舉出他所受到的影響。首先是「文學作品……摩里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雷門．盧賽（Raymond Roussel）、拉崗（Jacques Lacan），「以及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而且這是主要的影響。」

如果我們把時間再往前上溯，我們會發現自從開始大學階段末期以來，Foucault的「職業導向」一直以心理學、精神醫療、心理病理學為主：1949 年，他在索邦大學獲得心理學學士學位。同一年，他也在巴黎心理學研究中心（Institut de psychologie de Paris）獲得實驗心理學文憑，1952 年，又在同一單位取得心理病理學文憑。Foucault1951年在巴黎高師、1952 年在里爾（Lille）大學擔任的教職，都是心理學助教。1960 年他回到法國任教於克萊蒙——菲宏大學哲學系擔任的也是心理學講師。因此，在《瘋狂史》之前，Foucault的早期寫作領域一直是心理學。

在《瘋狂史》出版以前，Foucault的發表的主要著作為《心智疾病與人格》、《夢與存在》之長篇譯者導言。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瘋狂史》的論述取向在思想上的可能條件，便有必要研究這兩部作品。比較它們和《瘋狂史》之間的立場取捨差異，也有助於理解「瑞典的漫長暗夜」究竟為Foucault帶來什麼樣的思想突破。最後，如同我們在前面可以看到的，Foucault選擇翻譯康德的《實用人類學》作為副論文，在這篇譯文之前也有長達128頁的譯者導言。這是唯一一篇和《瘋狂史》同時代的作品，但它到目前為止都一直被封存在索邦大學圖書館之中，並未出版。【有關林志明對《心智疾病與人格》、《夢與存在》、《實用人類學》的考古，第一版序言，Jacques Derrida對瘋狂史的質疑，在此暫略】

5. 分裂（dedoublememt）與重合（redoublement）

下面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去描述《瘋狂史》的整個概念骨架，而是要分析它所運用的基本概念操作原則提出的假設是，Foucault運用的思想方式是一套二元結構的複雜化，它在處理歷史時，通常是由劃分（dedoublement，直譯為一分為二）開始，但之後其分析很快便會顯現出某種重合（redoublement）。這兩個分析項的交錯運用，便可開展出整套複雜的概念架構。以下是我們的描述嘗試：

首先，整個《瘋狂史》所要談的體驗結構，在對象面上分裂為瘋人（Mad）和瘋狂（Madness）兩個項目，而且這一點不只出現在Foucault明白點出的古典時代的瘋人辨識的明快性和瘋狂認識的不穩定性之上，它也出現在其它時期。

其中主要有兩個層次：一是和瘋人待遇有關的瘋人出現空間，另一個則是和如何看待瘋狂有關的意識形式問題。在這個對象層次的初步分裂之後，每個層次又再各自分裂一次。瘋人受的待遇，就像麻瘋患者一樣，乃社會層次上的排拒（監禁、放逐），但在神聖層面上，他們仍然被接受為基督世界一環。在面對瘋狂的意識形式中，我們也看到同樣的分裂狀態，一方是由瘋狂的悲劇體驗而來的宇宙意識，另一方面則是由辯證體驗而來的批判意識。在悲劇體驗方面，Foucault說這樣的瘋狂其實是死亡威脅的繼承者，但它可以說是雙倍威力的死亡，因為它是內在的威脅，是生命中的死亡。在批判意識方面，也出現同樣的重合現象：批判意識如果可能吸收瘋狂，使它成為理性的秘密資源，那是因為它已經暗暗地區分好瘋狂和壞瘋狂。好瘋狂可說是理性的折疊，因為它已成為理性的理性；相對地，壞瘋狂則是加倍的瘋狂，因為它正是瘋狂中最無法溝通、最頑固的部份，可以說是瘋狂的瘋狂。

當我們進入古典時代之後，主要分裂來自Foucault的主題本身——這時，瘋狂與非理性的雙元主題便明白地出現了。我們看到非理性和瘋狂是既有交集，但又並不完全相同的概念。非理性乃是Foucault在書中透過考古重構出來的一個已被遺忘的概念，就某種角度而言，瘋狂此時被吸收其中。但許多地方都暗示著說這個吸收並不完全。瘋狂無法完全成為理性對立面的悲劇性格，仍在暗地裡警醒並等待一個可能的表達。雖然如此，前面所說的瘋人和瘋狂的二分，在這個部份仍然十分清楚：整個第一部的其餘四章處理的是瘋人的待遇問題。首先因為禁閉體制的大規模實施，社會空間出現界線分明的分裂，瘋人和窮人、矯正犯等被關入分界的另一方，成為社會上不可見的一部份。由於這是當時新而廣泛的措施，而且完全不由醫藥觀點出發，它使得由中古以來即已進行的瘋狂醫療被推擠成為過去的殘餘——這是體制在時間面向上出現的分裂。另一方面，那被關入矯正犯世界裡的瘋人，他所承受的道德懲罰是加倍的：他不但因為不能工作而被監禁，而且他在收容所內還被當作野獸一般展示——這時我們可以說他甚至失去作為道德主體的地位：在他的非社會成員的身份之上，還加上了非人的戳印。

古典時代面對瘋狂的意識主要在第二部中處理：這裡Foucault探討了醫學、哲學和法學理論（只有最後一章談醫療時，Foucault才再由瘋狂向瘋人滑移），並且歸結說瘋狂乃是非存有的存有，非存有弔詭的顯現。細分來看，古典時代共有四種意識形式：

1.批判意識，如果可能吸收瘋狂，使它成為理性的秘密資源，那是因為它已經暗暗地區分好瘋狂和壞瘋狂。好瘋狂可說是理性的折疊，因為它已成為理性的理性；相對地，壞瘋狂則是加倍的瘋狂，因為它正是瘋狂中最無法溝通、最頑固的部份，可以說是瘋狂的瘋狂。

2.實踐意識，這個意識在產生正常／脫軌的區分時，還在後者身上加上一層道德譴責的色彩：那些脫軌的人乃是有意地選擇如此。這個作選擇的意識因此又在其受拒絕項中塞入了一項選擇。

3.發言意識，這是說出那是瘋人的立即意識，但它同時又在自身之上重疊了發言者知道自己不瘋的意識。

4.分析意識，它想要把認識不清者推向認識良好的世界，但它最後的結論卻是瘋狂乃是「道德錯誤的心理效果」，這使它滑向一個未來由道德和心理學相爭奪的場域。

古典時代和實證主義時代之間，隨著收容總署的取消、轉變，非理性世界消失，瘋狂也和悲慘窮困脫鉤，但又立即和犯罪及疾病掛鉤——它開始在另一個空間中居停，但這仍是一個監禁的空間。但監禁本身也已改變意義，它開始具有醫療價值，因為（他人）自由的良好使用方式已成為治療的一個向度。這時，主體／客體的對立開始有了新的意義。在過去，瘋人是非理性行為的主體，因為它選擇了過失；現在，瘋狂和瘋人只是威脅性的主體和被人研究的客體：因為具有威脅，所以仍需受到壓制，但又因為只是受機制決定的客體，所以早已為人宰制——瘋狂所揭露的秘密不再令人困擾，反而能起教導作用。然而，好瘋狂和壞瘋狂的區分只有更加劇烈，因為那些無法被實證理性化約的非理性，在 19 世紀變化為一連串怪異的概念：道德性瘋狂、退化、天生的罪犯、變態，而面對這些無法「回收」者，現代意識只有施以絕對的譴責。最後，在分析療養院和心理學的誕生條件時，Foucault讓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多重的重合，一種過度的集中現象：在醫生身上匯集了科學權威、父權、司法等權力，使他成為療養院中真正發揮醫療效果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