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五章〈無理智者〉


【*】道德 moral、倫理 ethic。用字有別。

在古典時代（the classical age）之中，瘋狂體驗（experience of madness）的兩大形式同時並立，兩者都曾清楚地被組構為實際且一致的措施。人們過去監禁無理智者（insane）時所用的形式，卻不可能被安排分布在一張嚴格一致的疾病分類表。監禁（confinesment）使用的格式（formula）並不能預示我們的疾病（sicknesses），它所要表達的是各式各樣被視為缺陷（character faults）至極點的瘋狂。在監禁體制中，辨認瘋狂的感性並非自主存在，它聯繫於某一種道德秩序（moral order），瘋狂則是擾亂這個秩序。

然而，體驗已經有所不同，1704年，聖拉撒爾院關著某位巴吉德（Bargede）修道院長。他是個無理智者（insane），但不是《愚人船》上的那種被瘋狂強烈的力量捲走的無理智，他身為教會人士不僅放高利貸，而且未感到任何內疚：他已經掉落到他所屬的道德秩序的邊緣。這裡我們正邁向19世紀所謂的「道德性瘋狂」（moral madness）；這被認為完全出自惡的意志（bad will），出自倫理上的錯誤（ethical mistake）。從此以後，瘋狂和邪惡（Evil）的關聯就要通過一條更隱密的道路：個人選擇（individual choice）和惡意（bad intent）。反觀整個中世紀（the Middle Ages）以及文藝復興時代（Renaissance）的漫長時間裡，瘋狂與邪惡有所關連，形式乃是透過想像中的超越性（imaginary transcendences）。


古典時代（the classical age）似乎對「瘋狂和過失（madness and error）」的區分，以及「精神錯亂和惡意（alienation and evil）」的區分，保持漠不關心的態度。瘋狂和罪行（crime）不相排斥，在17世紀，精神錯亂（deranged mind）和誹謗（slander）會被加在一起，成為邪惡（evil）的總和。在此有一種互相包含的關係，把瘋狂和罪行結合在模糊的概念中，這個處境其實「完全相反」於一條法律的基本規則：「真正的瘋子可以不負任何責任」。法律以最有可能嚴謹，尋求區別偽裝的（feigned）和真正的精神錯亂（authentic alienation），最基本的是要知道是否真的發瘋，而且瘋到什麼程度，瘋狂愈是嚴重，主體意志（the subject’s will）也就愈被認定無辜。對法律人士來說，瘋狂主要是侵害了理性，因此也就使得意志變質，同時也使案主成為無辜。

相反地，對監禁體制而言，「非志願的瘋狂」和「自發的瘋狂、惡意」之間有相近性，它甚至不做這些區分；真正的瘋狂比假的瘋狂好不了多少。在監禁的世界裡，理性是否受損其實不重要，如果理性的運用因此受束縛，那也是因為意志上的扭曲，而意志（will）不可能完全無辜。


在古典主義的瘋狂體驗中，以及它對瘋狂的排拒之中，問題不僅牽涉到種種倫理規範（moral rules），也還牽涉到一整套倫理意識（ethical consciounsness），它站在理性行動的高處，發動倫理選擇。非理性（unreason）在古典時代並未被推到一個穩固封閉的合理意識（reasonable consciounsness）之外，它和理性的對立仍在一個開放的空間之中進行，具有選擇（choice）和自由（freedom）。

先前在〔1-2〕〈大禁閉〉中已經看到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生1596.3卒1650.2）透過方法性的懷疑，在懷疑進程的一開頭就排除瘋狂（madness），它是被包裹在一種要保持清醒的意志（will）之中，在懷疑的工作狀態和它邁向真理的運動之中，瘋狂沒有任何效力。在我思（Cogito）出現之前，在所有調和的思想的起源時刻，倫理（ethic）就已經存在，那是一種反對非理性的選擇。

在古典時代，理性誕生在倫理空間之中。一切瘋狂都隱藏著一項取捨，猶如一切的理性都隱藏著一項自由完成的選擇。在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生1632.11卒1677.2）的《知性改進論》（Treatise on Emendation of the Intellect）中也表明，理性的自我肯定，首先是作為世界上所有非理性（unreason）的反對者。


在17或18世紀，「人性地」對待瘋狂是不可能的，因為瘋狂理所當然是非人性的，對立於人自由運用其理智本性的選擇。到了19世紀，當理性尋求以它和非理性的對立來定位自身時，將是處在實證必要性（positive necessity）的地面上，而不再是做選擇的自由空間。在匹奈（Philippe Pinel，生1745.4卒1826.10）的時代，倫理和理性的根本關係（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reason）將會轉變為理性和道德的次等級關係（a secondary relation between reason and morality），瘋狂將只是由外頭進入理性的一種非自願的降臨（involuntary avatar），這時，人們才會帶著恐怖的心情去發現瘋人在救濟院地牢中的處境。


瘋人在監禁（confinement）的世界中擁有特殊的地位。首先，監禁可以避免醜聞（scandal）。一直到17世紀，最暴戾的和最沒有人性的邪惡（evil），只有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獲得補償和處罰。相對地，在監禁所顯露的意識形式中，非人性（inhumanity）只能引發恥辱。邪惡的某些面向具有感染力（contagion），像是一種醜聞力，使得任何公開都會使它無限增衍，惟有遺忘（oblivion）才能消除它。所有鄰近非理性（unreason）的邪惡形式，都應該加以隱藏（hidden）。例如：除了造成榜樣的危害之外，家庭榮譽以及宗教榮譽的考量，都足以令人考慮把案主關入收容所。

這種保密措施有例外，展示（public view）精神錯亂者（insane）是中世紀的古老習慣，瘋狂（madness）超越收容所的沉靜，被提升為演出，成為娛樂眾人的公共醜聞（public scandal）。非理性（unreason）隱藏在監禁的謹慎中，瘋狂則繼續現身在舞台上。古典時期展示了瘋狂，但卻把它放在鐵柵欄的另一邊，瘋狂不再是隱藏於自身深處的怪物，它變成了觀看對象，是一個機制怪異的動物，也就是消亡人性的獸性（bestiality）。


地牢和個人病房，長久以來保留給最激動、最危險的囚犯（prisoners），如果沒有人有什麼理由害怕他們，他們就被塞在或大或小的病房裡。如果精神錯亂者（insane）非常危險，他會被置於拘禁系統（system of constraints），當然這不是處罰（punitive），而是要嚴格限制他的肉體（to fix a physical limit），常常將他們鎖在牆壁和床頭上。這些措施不再是被進行懲罰（punish）的意識推動，也不是矯正（correct）行為的義務。「悔過」（resipiscence）的理念這時並不存在，在此展現的是一種獸性（bestiality）。這種獸性的模型在療養院取得優勢，也給它牢籠和動物園的外觀。這當然是一種安全系統，目的在防範精神錯亂者（insane）的暴力，以及他們的狂怒（frenzy）。其中特別重要的，在於它被想像為一種獸性的自由。對古典時代（classical age）而言，瘋狂的終極狀態便是人不通過其他參考體系，沒有任何救援可能，直接和獸性產生關連。


［A］它以一種獨特的光芒顯示瘋子不是病人（madman was not sick）的事實，一直到18世紀末為止，人們認為瘋子能夠無限度地忍受悲慘生活，獸性其實保護瘋子身上可能的脆弱、不穩定、疾病；彷彿瘋子在理性上的錯亂，反而讓他們可以再度享受自然直接的善意。

［B］在獸性的極端狀況下，瘋狂不屬於醫療（medicine）的領域；也不屬於懲戒（correction）的領域。對那脫韁狂奔的獸性，人們認為只有馴服（tamed）和訓練（trained）才能加以控制。監禁體制中所有非人性（inhuman）的措施，並不是要把動物性提升成人性，而是瘋狂的自由獸性，只有藉由一種馴獸（tamed）過程才能加以控制。

［C］獸性在17和18世紀，把它的面貌提供給瘋狂，瘋狂就是無可預料的自由空間（madness was a space of unpredictable liberty）之中讓狂亂在其中放肆，如果要掌握它，就只能在束縛（constraint）、懲罰（punishment）、訓練（training）的形式中進行。

人是自然的存在，這一點可在他的動物性裡面看出，而瘋狂也就必須遵從本身的決定論原則，我們對待瘋人的實際措施也向我們證明，那時候對瘋狂的感受，是把它當成動物世界中的反自然暴力（the counter-natural violence of the animal world）。我們將在後面看到，古典時代有關瘋狂的科學（scientific）和醫學（medical）分析，將尋求把瘋狂放在自然機械論（mechanism of nature）的脈絡中研究。


無論「理性動物」（rational animal）所指何物，監禁（confinement）頌揚瘋狂中的獸性（animality of madness），同時努力迴避由非理性中的無道德（immorality of the unreasonable）所造成的醜聞（scandal）。但是，如果一整個層次的非理性（a whole side of unreason）都被迫保持沉默，人們為何會放任瘋狂任意說出它的憤怒語言，這其中有什麼意義呢？這關係到「十字架上的瘋狂」這個偉大主題，過去從屬於文藝復興時代（Renaissance）的基督教經驗，到了17世紀開始消隱，或者說意義有所改變。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曾經是塵世中的醜聞（scandal），世俗眼光中的無知（ignorance）和瘋狂（madness）。基督不只有意被瘋人（lunatics）圍繞，而且有意讓自己在眾人眼中成為瘋人（madman），如此以其道成肉身之軀，遍歷人淪落到的所有悲慘境遇；瘋狂就成為基督在十字架上得到解脫之前的最終形態、最低程度。就像聖經中記載，我們的救主曾志願被當作瘋人看待，要人們相信他已經狂怒，以此教導他們以及我們，要對落入這些殘疾弱點中的人心存悲憫。因為瘋狂曾經是基督所受過的苦難形式之一，那些蒙受苦難者身上的瘋狂，也就成為尊敬和悲憫的對象。基督之死曾將死亡神聖化，最獸性的瘋狂也曾被劃為神聖（sanctity）。在古典時代，所有關心瘋狂並把瘋狂顯示給世人的宗教團體，不都在指出這樣的教訓嗎？人的獸性有罪無邪嗎？但是在未來，瘋狂將被當成一個自然事實看待。


所有這些在瘋狂（madness）四周纏繞糾結的奇特事實、措施，它們把瘋狂放在相對於非理性（unreason）的整體而言可說很奇特的一種處境中。17和18世紀辨識瘋狂時，是以非理性為背景，而我們所了解的非理性，只是他的形容詞形式：不可理喻（unreasonable）。但是在古典時代，非理性是一種名詞性的功用，非理性是瘋狂的承載體。對古典時代而言，瘋狂並不是非理性的自然條件、心理和人性根源，瘋狂永遠不可能被當成非理性的本質，瘋狂只是非理性的經驗形式。瘋狂走遍了非理性的全部領域，結合對立的兩岸：一方面是道德選擇、相對性過失、所有的表現不良；另一方面是獸性的狂熱、被狂怒所羈絆的自由、最初和絕對的墮落。瘋狂被非理性收聚在同一點上：有罪的白晝，無辜的黑夜（the guilt of day and the innocence of the night）。在19世紀，實證主義（positivism）將脫離不出這個兩難（dilemma），它重拾獸性瘋狂和其無辜這個主題，將它放到「把精神錯亂（mental alienation）當作自然世界的病理學機制（pathological mechanism）」的理論之中。它們自信地以為只用病理學上的客觀來談論唯一的瘋狂，雖然如此，但和它們打交道的，乃是一個仍然完全被非理性的倫理視野（ethical view of unreason）和動物天性的醜聞（scandal of its animal nature）填滿的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