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簡殘篇

「失戀」有益身心健康
更文言的說法應該是「失戀」本質上是「好」事，
錯誤地面對失戀、思緒與人際關係才是「壞」事。

當然，我們可以從傳聞與社會新聞知道「反例」存在。
（好比某人在失戀後做出毀滅單方或雙方的舉動）
但是，這些「反例、悲劇」真的是「失戀」造成的嗎？

其實無論是正例或反例，它們與失戀的關係並不像
【你被開了一槍】不是開槍殺你，是子彈殺死你。
而是：
【你從高空跳傘】不是跳傘殺死你，
而是重力位能（加上沒開降落傘包）殺死你。

兩個例子代表兩種立場。
其一認為「失戀不同於悲劇」是例外狀況，
其二認為「失戀會成為悲劇」是例外狀況。
要不被子彈打死，人們需要超人體魄；
但想要不摔死，只需要打開降落傘包的技巧。
如果後者是正確的，
那為什麼有些人「沒學到、忘了」這技巧呢？

如果看到這邊，你認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降落傘包」；
你認為「失戀」與「結果」的關聯較接近槍殺而非跳傘。
那下文對你的阻礙應該不小，但我相信看完會對你有益。

下面我將引用、摘錄、拼接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在「Responsility andJudgment」（中國譯名：責任與判斷）文集中的兩篇文章的不同段落，說明下面的主旨。但為了閱讀流暢度，以下將省略哪些是引句，那些是我的補述。

問題一：
如果人們和「自己」成為最好的朋友，
那麼失去「第二好的朋友」造成的打擊會大到，
值得我們放棄「與第一好的朋友繼續生活」嗎？

問題二：
為什麼有人能在失戀後的激昂、低落、渾沌......等
情緒中，安然度過「思考風暴」。甚至在之中變強，
找到正面積極的力量，而不是摔死（打不開傘包）呢？

「和自己成為朋友」與「被迫進入思考風暴」這兩個問題因著其相關性，雖然前者有助於後者完成，不過也不是那麼的「必要」。它們都指向同一個現實「困境∕轉機」：人們該怎麼面對「單獨狀態」。為了說明上述的「困境∕轉機」，下面將借用 Arendt 在該文中的區分：獨在（solitude）、孤獨（loneliness）、孤立（isolation）三種境況。

Arendt 把無論自己在做什麼，或是什麼狀態下都陪伴著自己的「意識」，那種呈現在無聲的自我對話中的「存在」方式稱為【獨在】（solitude）。「獨在」意味著：「儘管獨自一人，但我是和某人（即自己）在一起」，我是「二而為一」的「存在」。與「獨在」相應的活動是「思考」，這活動會被其他某個跟我說話的人打斷，或者像其他活動一樣被正要進行的事情打斷，或僅僅由於精疲力竭而終止。而這另一個「自我」（allos authos）被亞里斯多德（Aristole）定義為「朋友」。

而當我們缺乏這位「朋友」的陪伴時，我們可能會積極地旁騖其他個體（人、動物、書本、音樂...等等）並尋求他們的陪伴，如果他們使我失望，我就會感到「無聊」和【孤獨】（loneliness）。但是，並不是一定獨自一人時才會感到「無聊」和「孤獨」，在人群中我也可能感到非常「無聊」和「孤獨」。這時候，我實際上沒有「自我的陪伴」，也沒有另一個自我意義上的朋友的陪伴，體驗著現實面與意識面的雙重單數。這就是為什麼，相比於「獨在」時後的「單獨存在」，在人群中的「單獨存在」會令人難以忍受得多。

然而，最後一種狀態是【孤立】（isolation），即我既不和我自己也不和他人在一起，而是「專注於世界上的事物」（中文的「出神入化」講得相當貼切）。在這類工作中，我對正在從事的工作是如此專注，以至於其他人甚至自我的出現都會干擾我。這類工作可能是生產性的，或是某種新對象的製作，但也可能不是。好比學習、讀一本書，都需要某種程度的「孤立」。

Arendt 之所以區分這些「人類的單數」情境，是因為它們相當容易被混淆。我們通常稱為「人格」或「個性」的東西，實際上就產生於這些思考活動的札根之中。換言之，與我們無時無刻相伴的「朋友」是環境與我們自己有意無意打造出來的。他會成為給我們無限靈感的良師益友，或成為呢喃犯罪計畫的惡魔，這就因人而異了。

在瞭解這三類差異後，便可稍微明瞭失戀造成的「單獨存在」狀態其實沒有這麼危險。或者說，人們確實有能力使這種情境不那麼危險。因為，當我們和自己建立了最強的友誼，其他的外在事物至多只能成為「第二」。你的「第一好朋友」也會幫你度過難關；在你面臨情感創痛時，在覺得世事「無法接受」時。換言之，即使你自己沒有能力拉開跳傘包，那個朋友也會幫你拉開跳傘包。

但是，對於許多沒有事先與這位朋友建立關係的人，巨大的挫折經驗（尤其是情感創痛）所引發的強制狀態（被迫進入「獨在」），也往往是他們第一次遇到這麼清晰、持續如此長久的「內心耳語」。隨著不同的個性，有人啟動自憐自哀的劇本，有人則對預期落差憤恨不平，有的人則追問千千萬萬個「為什麼」（他們的世界產生「迸裂」，而這個裂隙正是哲思萌芽之處）。

一場失控的「思考風暴」，會使許多人感到恐懼，也可能促使他們逃避這種無法承受的「獨在」。換句話說，他們沒有面對那些「胡思亂想、喋喋不休的話語」的勇氣；他們沒有駕馭它或與之奮鬥的決心；他們被過往的記憶、經驗、情緒的驅力奴役。簡言之，他們無法度過「思考風暴」，更別說「享受思考風暴」了。與哲學較有「緣份」的人則洞察出某些事物，開始省思許多「過去認為自己了解，事實上卻不解」的抽象概念（愛、幸福、自私、背叛...等等），甚至踏上「找尋答案」的道路。

如果人們有決心與勇氣面對這個「失控的獨在」；迎戰這場由「內在自我（朋友）」化身成的「思考風暴」，就能明白「愛」是如何在人類精神世界的恆久主題中占一席之地。「戀愛使人成為冒險家，失戀使人成為哲學家」，從生命的偶遇、追求、獲得、分離、失去（逝去）之中，我們終於嘗到人類文明、精神世界、乃至靈魂的韻味。過去只是「符號」的字詞，在生命經驗與思考中累積它們的意義；過去以為是他人的事物，從內省與思辯過程中瞭解它們終究指向自己（情到深處人孤獨）。

或許不是人人都能品味這場歷險，乃至把「獨在」當成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享受」。但這「歷程」決不是「學者、專家、聰明人」的特權，相對的，這是人人都能進行的活動。或許「以思考活動為職業獲取工資」是少數人的特權，但人們錯誤地把「思考」視為特權的原因，正是混淆了「思考、求知、判斷、理性、知性」這些詞彙。人們只想看到「結果」，而對「求知與思考、真理與意義」的區分不大在意。為了縮短討論的篇幅（代價就是不夠細膩），抄捷徑拜訪Kant將對我們幫助不少。

在康德（Kant）的看法中，「知性」是「欲求並有能力獲得可實證的知識能力」，「理性」在此議題中扮演一種「思考和理解」的衝動。他認為這雖然是人的「天賦」但許多人卻出於未熟狀態、懦弱或懶惰而不使用它，這裡不難看出理性和知性可說是一搭一唱的夥伴。但是Kant自己相信，對「超越知識的界限」進行思考的需要，只能被上帝、自由、不朽這幾個古老的形上學問題激起。這麼說來，比如「善、惡、愛、恨、幸福、美」這些概念們，雖然可以成為知識對象，但它們必然超越知識的劃定範圍（有疑慮的人可參考哥爾德定理的討論）。它們不僅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同樣是「激起」我們進行思考的來源。

人與動物不同，人是思考的「存在」。意思是，人有一種傾向或說一種需要（Kant用語），會思考越出知識界限之處，而不僅是把它們當成求知或行動的工具（除非被緊迫的生活需要所逼）。「求知」無論出於實際需要、理論困境或單純的好奇，都能在達到意料的目標後滿足；但由於未知之物為數眾多，所以我們對知識的渴求是不可能滿足的。但求知卻在該活動本身之後留下一筆會增長的財富，被每一個文明保存下來成為世界的部分、片斷，求知正如一種建造活動。

但「思考」卻與之相反，就算思考不是被「終極問題」激起，它也不能在其身後留下任何有形之物，也不能被「智慧的人們、大師」解答。這些問題彷彿一種充滿變動的生命，永遠不會「止息」。而「思考的需要」只能通過思考得到滿足，昨天的思想只有被重新思索之後才能滿足今天的「思考需要」。然而，當我們在為了實踐目的尋求知識時，此處的思考只是知識的僕人、工具。這顯然與「明辨是非」相關的思考能力大不相同。

Arendt 當然不容許這種混淆，她在文中以蘇格拉底（Socrates）為「理念型」說明「思考活動」與「個人道德關切」的內在連繫，雖然精彩萬分但礙於篇幅限制本文就不過度延伸。Kant正是出於道德含義，才苦惱著「哲學是少數人的事情」這類觀點。簡言之，Kant說「愚蠢是由邪惡的心所引起的」這種說法雖然不大正確（畢竟高智商者也時常不能思考與行惡）。不過，他所想表達的卻正確無誤：「一個人將需要哲學來阻止惡，因為哲學就是對作為思想能力的理性訓練」。

換言之，「不能思考」並不獨獨發生在缺乏腦力的人身上，而是每一個人（包含教師、官僚、學者、科學家、心理研究的專家）經常發生的事，因為人們總是逃避這些「獨在」以及「內心對話」。這不是聰明或愚蠢的問題，那些不知道「我和自己之間的對話」的人，將不會介意「與自己矛盾」，而這也意味著他無法，或者不願意敘述他所說的或所做的。透過聚焦在「道德關切」議題上（好比人在戀愛與失戀之中該怎麼行動），「思考」就自然而然地與「判斷」發生關聯。

總的來說，「思考」處理不可見者，處理不在場事物的表象（附帶一提，抽象事物不一定不可經驗）。諸如「愛、幸福、勇敢、正義」這些詞語雖然是我們日常談話的部分和片斷，但我們並不能將它們論述出來；一但我們試圖定義它們，它們就溜走了。一但我們談論它們的意義，就不再有什麼穩固的東西，一切開始易變。而「判斷」個別事物的能力，即說出「這是錯的、這很美」等等的能力，其實不同於思考。

「判斷」則關注於個別的和近在眼前者，在某個意義上，「判斷」是「思考」在現實世界的具體實踐，是思考的副產品。將兩者連接起來的，正是「意識、良心」的功能，即個體對自我思維內涵或行動是否妥切的要求。換言之，一個人可以不需要思考就「行得直、坐得正」，但這只是「正確的行為」而不是「良知的展現」。前者可能僅僅出於「喜好」而行動，但後者卻是出於「不得不」的行動，因為他若不這麼行動，他將無法和他那「二而為一」的「朋友」和平相處，思考風暴將不時席捲他。

Arendt 最後也說，我們在這個不怎麼孤身一人的顯象世界中，總是出於太忙碌而不能思考。思考風暴的表徵不是知識，而是分辨善惡、認識美醜的那種能力。而這在那罕見的危機時刻的確可能阻止災難，至少對Arendt 而言是如此。

總之，唯有透過思考、內心對話、自我質疑的淬煉，「良知」才能成為正確行為的發動機。但是，這段「歷險」該如何在人的生命中啟程？這正是本文的看法：「愛、被自己原以為的愛背叛、質疑自己原來認為的愛」。因此，某些失戀理所當然地對自始就不在乎的人效果有限。同樣的，其他的人生挫折（失業、親友逝去）只要和「愛」相關的也有類似甚至更強烈的效果。

在我看來失戀是個契機，個人能否在思考風暴中獲得與之齊鼓相當能力，將決定這場經驗是「失去更多好的，創生更多不好的」或是相反「失去更多不好的，創生更多好的」。「思考」與「判斷」將使我們不被過去的記憶、經驗、情緒限制住，人類與動物不同的正是這種克服「個人歷史」的「精神」能力：「我們不能改變過去，但是能改變過去對我們的意義」。